国际大局观：洞悉全球市场走势｜GGF2024上海领袖论坛精彩回顾

在12月18日的「领袖论坛」的“国际大局观：洞悉全球市场走势"圆桌讨论中，暨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兼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陈定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郭存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林民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继森、南美洲和加勒比商会代表兼IDIFA创始人阮美琳（苏里南）作为圆桌嘉宾参与了本场讨论，EqualOcean 出海全球化百人会秘书长马一文主持本场圆桌讨论。

以下为圆桌对话实录（有删减），经EqualOcean编辑整理发布 ：

马一文：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担任本场圆桌的主持人和各位学界的专家以及我们的外籍代表一起交流国际市场宏观层面的机会与风险问题。首先请各位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介绍自己以及目标国家的区域情况，并谈谈对当前总体国际形势的看法。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兼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陈定定：谢谢EqualOcean，谢谢渊普。特别开心又来了，每次都来，每次收获都很大。我主要是在广州暨南大学研究国际关系、中美和“一带一路”。上次听了渊普的建议，2024年我花了一半的时间在跑中东的市场，发现了很多的机遇，发现了更多的坑。2024年，不出海就出局，我觉得只是一个开始，未来10-20年我认为中国的首富肯定是在海外，不在国内。谢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郭存海：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我们是做区域研究，去年参加了深圳的百人论坛。10月份的时候，在习主席访问拉美之前，我们去拉美做了一个月的调研。我最大的感受，一个是在海外也是挺难的。我用了一句话，拉美地区是中国企业的勇敢新世界，勇敢是有风险，新是新的机遇。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企业一要懂拉美的政治，不仅仅是国内政治，更重要是地缘政治。现在大的企业基本上都成立了自己的研究院，国际问题热起来。我记得定定老师在深圳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要有国际观、地缘观。二就是在经营层面上，要融入，要了解当地的规则，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合规。谢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林民旺：大家好，我是林民旺，去年我也参与了EqualOcean的活动。今天，很高兴向大家分享南亚地区的一些情况。南亚，作为一个广阔的市场，已经给许多人留下了初步的印象。然而，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一地区的数据时，相信大家会对它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南亚地区包含7个国家，其中印度无疑是领头羊。这7个国家的总人口高达18亿，占全球70多亿人口的近30%。相比之下，东南亚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人口仅为6.5亿。这样的对比让我们不禁对南亚的人口规模和潜在市场容量感到惊叹。庞大的人口基数预示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事实上，南亚与中国的贸易额仅比中国与越南的贸易额多出100多亿美元，而中越贸易额已达到1900多亿美元。这一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考虑到十几年前我在印度工作时的情景。当时，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访问南亚，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那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东南方向的增长速度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迅速，而世界下一个增长极很可能在南亚。这一观点基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众多，二是相对贫困，这与非洲的情况相似。南亚国家的人均GDP与非洲国家相近，但略高一些。人口众多和相对贫困使得南亚对中国的经济对接需求更为迫切。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南亚地区存在许多挑战。政局动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斯里兰卡的国家破产，以及今年孟加拉国政府的突然倒台和总理的逃亡。在这些国家中，印度可能是相对稳定的，但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态度不太友好，近期有所改善，但仍存在许多潜在的障碍。南亚地区无疑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市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继森：感谢EqualOcean，我是刘继森，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去年我参加了深圳的论坛。今年，我有幸两次前往非洲。第一次，我访问了肯尼亚和卢旺达。第二次是在中非合作论坛前夕的8月底，我们带领企业家团队考察了西非四国的海洋渔业、农业、矿业和森林资源。我们发现非洲是一个越来越热门的地区，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家发现的具有投资洼地效应的蓝海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很难找到一个人口超过14亿、拥有50多个国家、3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丰富资源的大陆。我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培养了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和富豪。未来，投资非洲，将中国的工业化经验在非洲复制，将为我们带来巨大的机遇。

在国际形势方面，非洲确实存在一些波动。上周五，我接待了来自马里的一个代表团，他们是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的理事单位。他们非常积极地寻求与我们研究院建立合作关系，并探讨职业教育的可能性。我询问了马里的政局情况，他们告诉我，尽管治安问题和军政府执政带来了一些挑战，但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他们依然在继续日常活动。我认为，如果企业想要进入非洲市场，高风险区域不应该成为首选。我们智库的职责是为那些希望“走出去”的企业绘制路线图，帮助他们识别应该首先考虑哪些国家。这些国家应该具备政局稳定、人口基数较大、市场规模适中以及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等特点。这样的策略可以帮助企业更安全、更有效地在非洲投资和发展。

南美洲和加勒比商会代表兼IDIFA创始人阮美琳（苏里南）：大家好，我自2002年来到中国，期间我不仅深入了解了中国，还观察了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虽然我的普通话不是很流利，但我想表达的是，如果你关注非洲，你会发现那里既有很高的risk，也蕴含着巨大的profit。我2002年刚到中国时，中国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同时也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现在的非洲，在我看来，正处于一个类似于我当时所见中国的发展阶段，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如果你观察非洲文化与中国的文化，你会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个国家，首先需要了解它的文化。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知道中国人非常喜欢喝茶。如果你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你就会知道在商业交往中哪些做法是有效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比较加勒比海和南美洲，会发现它们与非洲有着相似之处。我相信，如果你等待5年或10年，中国人去非洲、南美洲或加勒比海将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当一切都已经organised，机会也就没有了。

马一文：其实您的中文水平蛮好的，核心的一句话，最好的时候，恰好是一切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只有在这个阶段大家才有更多的机会，当然这个机会是属于勇敢者。接下来首先请问陈定定教授，美国大选后，大家更关注未来全球化该怎么走，您认为新领导班子政策将如何塑造美国未来的国际关系和经济策略？美国过去存在一定的孤立主义的传统，通过贸易保护和提高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未来会不会一定程度回归这种传统？同时，在"一带一路"和新出海浪潮的推动下，属于"中式全球化"的时代正在到来？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兼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陈定定：第二个问题肯定没有到来，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估计要很久很久，那个不能太乐观，中国主导全球化说得太早，也没有必要。

第一个问题比较重要，特朗普来了怎么办？其实对这个房间里面的三四百人来说，都是你们的机会。如果你们今天来主要是想听听怎么出海，怎么做国际贸易，特朗普是你们这辈子改天逆命最好的一票。risk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做金融投资的都知道风险越大回报越高。特朗普他肯定是要收缩，关键是美国没有办法像过去冷战以来做一个全球化的霸主，实力下降了，地主家没有余粮了。这样的变化不仅为中国，也为土耳其等其他国家提供了机会。土耳其最近就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在扩大，而俄罗斯的影响力则在减弱。这一切都与国家的实力有关。中国正处于上升期，到处都是机会，但同时风险也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用智慧的眼光去发现这些机会，并规避风险。美国的关税政策确实是我们可以应对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做了很多预测和模型分析，我们也开了很多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根据这些分析，对中国GDP的影响最多也就是一个点的波动。比如说，如果今年GDP增长是5%，未来几年可能会降到4%。日本的情况也差不多，不到两个点，美国也是。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最关键的是中国的机遇在于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要走出去。国有企业已经走出去很多了。如果特朗普要加税，这可能会迫使我们的民营企业绕道出口到欧美日市场。过去，我们可能会选择越南和墨西哥作为绕道出口的通道，但在明年1月20号之后，这两条路可能就行不通了。墨西哥可能不再是一个选项，去了也没什么机会。越南也被加税了，所以我们需要寻找那些还没有被美国加税的国家，比如秘鲁，可能很快也会被加税。我们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因为天下大乱的时候就是你发财的好机会。如果天下不乱，你可能就只能做牛马，进厂打工了。

马一文：谢谢陈教授，下一个问题给到郭教授，拉美市场虽然看似统一，实则存在深层次的撕裂，包括国家间的关系、国内社会结构、经济不平等、种族构成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等。未来几年拉美政局和市场环境可能会如何变化？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是宝地还是陷阱，当然您说了拉美是勇敢的新世界，要合规，请您展开给大家分享分享。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郭存海：刚才陈定定教授说特朗普来了，对于拉美人来说，特朗普来了就等于狼来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要辩证来看。特朗普被认为是一个打破规则的人，而拉美过去左右政治力量都未曾打破规则。特朗普的出现似乎打破了这种平衡，甚至在拉美也出现了极右翼的联合。例如，阿根廷的米莱被称为“阿根廷的特朗普”，他主张打破一切规则。巴西的博索纳罗未来是否能够再次当选，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智利下一任总统有可能是极右翼上台。过去，拉美的左右政治力量都有一个基本共识，不打破旧有体制，特别是在与中国政府层面的合作上，双方关系相对融洽。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出现了紧张，拉美也有一部分人跟随特朗普的步子走，这对政治格局产生了影响。但去年下半年我去阿根廷两次，特别是围绕米莱上台，中国体制内部很担心他会不会一上台就退出“一带一路”倡议。

然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中国企业普遍欢迎米莱上台。极右翼或右翼主张市场自由，反对政府管制。米莱上台一周年时，我们进行了讨论，全球对米莱的评价是初步成功，企业界也感到欢欣鼓舞。首先，关税大幅降低，有朋友做贸易的说，一个货柜现在可以省下15000美金的关税。其次，米莱目前正在计划削减阿根廷90%税收，总的税种不超过6种，汇率也将实行自由浮动，资金可以自由汇出。另一方面，墨西哥和中美洲受关税政策影响较大，这些地区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是美国的侨汇。总体而言，特朗普上台对拉美经济前景不太好，但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可能会使拉美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尤其是在民营企业方面。现在不仅在秘鲁，整个拉美都出现了从传统贸易通道向新贸易通道的转变，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另外，新的压力会带来新的机会，当今的世界是勇敢者的游戏，拉美是勇敢的新世界。

马一文：谢谢郭主任，接下来问一下林院长，印度的经济崛起和消费潜力有目共睹，中印关系大家比较担心。莫迪政府的连任可能为两国关系带来解冻的迹象。您如何看待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以及中国企业在这一背景下的机遇与挑战？印度有着成为大国的雄心，这可能影响其对外资企业的态度。您认为中国企业在印度应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以适应印度的大国梦？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林民旺：近期，中印两国在北京举行了特别代表会议，这是双方五年来首次重启此类高级别战略对话，象征着两国关系的一定程度回暖。然而，这种关系的改善能否持续，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印度一直在观望，期待美国新政府是否会对印度采取更加友好的政策。印度同样担忧，若特朗普与中国形成G2格局，印度在美国的战略地位可能会受到削弱。因此，印度有强烈的动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以增强其在国际谈判中的筹码。

在营商环境方面，对印度的理解若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许会更加清晰。过去五年，印度市场主要吸引了中国企业的关注。而现在及未来一两年内，日本和韩国企业可能成为印度市场的主要目标。日本企业在过去一年中开始受到印度市场的青睐，这一点从相关报道中可见一斑。基本上，大型企业进入印度市场后，一旦有所建树，便不可避免地会经历被“收割”的过程。因此，美国的一些大型企业在印度市场的进进出出，已是司空见惯。中国企业在2015年和2016年大量涌入印度市场。美国大企业在市场势头良好时进入，一旦形势不利便迅速撤离，留下一片狼藉，而接盘的往往是中国企业。

我理解，对于大企业而言，印度市场虽然充满机遇，但风险同样巨大。我们听说过许多小型企业甚至个体经营者在印度市场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即便在印度对中国企业施压较为严重的过去五年中，仍有小企业在印度市场不断获得收益，动辄赚取数亿的利润。每个市场对于不同人、不同行业的约束和风险都是不同的，需要综合考量。有时政治关系并不会影响企业的商业活动，对某些行业可能会有所影响，例如华为，其研发中心和主要业务已转移到孟加拉国。但对于其他行业而言，情况未必如此。风险越大，机遇也可能越大，不能一概而论。

马一文：谢谢林院长。下面我们聊聊非洲。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落下帷幕，中国与非洲确定构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中国企业进一步迈向非洲市场这一投资热土打下了坚定的政治基础。请问刘继森院长，在过去的一年多，非洲的工业化进程、投资环境、行业机会等方面有什么进展和新的机会涌现吗？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两个国家为例，看非洲的未来有哪些确定性的机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继森：好的，我觉得对于有拓展非洲市场想法的企业家还是要跟着国家大的战略，可以去研读一下习主席在9月5号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上做的主旨演讲。中非合作三年一届，这里面提出了非常多的设想和举措，蕴含了很多商机。

非洲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会。去年金砖峰会上，习主席宣布中国将帮助非洲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我们非洲研究院也在紧密跟踪这一进程。目前，我们所处的后工业时期相比非洲来说肯定是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所以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有很多富裕的产能可以转移到非洲。无论是西非还是卢旺达、肯尼亚，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电力短缺的问题，能源是实现工业化的先决条件。非洲资源丰富，但贫困和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水平不高。中国有句老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因此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至关重要。去年我们关注大数据，今年我们聚焦新能源，明年我们将探讨农业现代化与非洲工业化之间的联系。非洲的工业化应该基于其自身的资源禀赋，比如农业和矿业资源的深加工，我们要把市场让给非洲，把附加值留在非洲。

我还观察到中非合作中有三个显著的变化。首先，中非关系已经被提升到全面战略合作关系，这显示了中非关系的重要性。第二，要对跟中国建交的33个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100%产品实现零关税，这里面提到了贸易繁荣的伙伴行动，对于我们想做非洲的贸易带来了机会。第三，我发现这十个伙伴行动的排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排在第一位是文明互鉴伙伴行动，我特别赞同文化先行，我们一定要在做非洲市场的时候了解对方的文化，欣赏对方的文化，用长远战略的眼光看待非洲市场，而不是打游击。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像印度人学习，我们要深耕非洲，没有扎根10年的想法最好不要去。

提到肯尼亚、尼日利亚这两个国家的机会，实际上我们非洲研究院在2018年布局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我觉得这些国家很大的问题是民生问题，所谓民生问题就是衣食住行。尼日利亚新总统上台之后提到住房问题缺口非常大，这对于我们做建材和房地产、泛家居的是一个机会。这次马里的校长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喝到了玉米汁，他跟我讲，"我从来没有喝到这么好喝的玉米汁"，他说他们这里没有这个东西，这是不是也一个创业机会呢？非洲的水果非常丰富，这些就是我们把产线、小的设备带过去就可能会创造非常大的价值。

也就是我们要抓住其中一点，而不是非常宽泛去做出海。抓住小机会，投资不大，比如说你就是做玉米汁，你布局果汁就可以了。福建人在非洲做饮料，有可能会变成未来非洲果汁大王。包括新能源、太阳能、汽车，包括汽车零部件，包括其他的农产品的深加工，比如说腰果、咖啡等等，非洲现在的附加值都是卖原料出来，你可以不可以帮助在非洲减贫呢？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我们可以让非洲学习和借鉴，在过程中去创造我们的财富。我们要有所谓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让非洲发展起来我们才能发展更好。

马一文：谢谢刘院长。美琳自己的公司也做非洲相关创业，连接中国和非洲的工业机会。她有特别提到两点，一是非洲有很多年轻的人才。二是越小的国家机会越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继森：美琳讲的特别好，刚才说到小国家更容易成功。我想到一个例子，有一个上海过去的企业家做游乐场生意。利比里亚用美金，什么东西特别贵，都要进口，那个国家很小，500多万人，200多万人集中在城市，游乐场玩一次1美金，高峰的时候5000多人次去玩，意味着一天可以收5000美金。现在他们的设备已经发运到利比里亚。还有玉米，玉米特别贵，一条玉米1美金，那我们可以把农业的种子、高产的玉米种子带到利比里亚，使它的产量翻番，这样的小国家更容易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确实更容易成功一些！

马一文：中东也是一个很热的地区，"外来者"的身份是很多跨国公司在这个市场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企业我们去中东时间比较短。目前中东和我们之间的蜜月期还能持续多久？我们的企业怎么通过组织建设或者相关的方法突破这样的身份认知真正去融入当地市场？请陈定定教授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见闻。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兼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陈定定：蜜月期至少还有30年，亚非拉都有机会，只要人口多，机会是大大的。中东30年有很多的原因，第一是我们政治关系好，政治关系不好挣钱也拿不回来，比如说小米在印度。先不要看挣钱，先看挣钱能不能拿回来，政治关系很重要。

第二个中东是世界真正的中心，中国是世界的边缘，为什么？中东是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四大文明中国排第三，两河文明、埃及文明都在那个区域。中东也是世界战乱中心，战乱往往带来机会。所以它是世界的中心。我们在迪拜待了快一年多，迪拜往东南西北飞8个小时都可以到，巴黎、俄罗斯、非洲、中国等等，除了美国和新西兰到不了，那边做中转和贸易都是非常好的。

去中东，宗教、文化、人情各方面都要了解，阿拉伯人很热情。我举两个小例子，我们动作慢的企业就没有机会了，一定要在前三名。一个是咖啡。库迪2024年过完春节才开了第一家，现在已经开了10几家。第二个是海底捞，在中东搞得非常好，在中东和海外是高端的代名词，外国人一看，里面还有跳舞、甩面、变脸。海底捞它的国际部分已经分拆上市了，全球100多家店，市值80多个亿人民币，标准化、连锁店，很好的例子，估计大家去卖水、面条都比在国内挣钱。

马一文：之前我们出海印度的企业运营不错，但过去五年过去的中国人极少、中国企业出海印度的人才已经断代。请问林民旺教授，您认为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以及未来企业如何在出海人才搭建上发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林民旺：在过去的五年中，印度政府对中资企业的态度整体上显得不太友好，这种政策也影响到了民间层面，导致对中国人的态度和中国签证政策也变得较为严苛。令人惊讶的是，中印两国总人口加起来高达28亿，却缺乏直航联系，这无疑增加了双方交流的难度。签证申请过程同样充满挑战，尤其是商务签证和工作签证，难度更大。然而，最近的会议之后，情况有所变化。过去五年，印度在经济政策上试图与中国脱钩，但四年后内部报告却显示，脱钩反而使得对中国的依赖加剧。如果不再从中国进口商品，成本普遍上升了20%至30%，这对降低国家工业化成本构成了巨大负担。因此，去年下半年印度的政策思路发生了转变，认为印度要崛起，必须与中国的经济结合，只有跟随中国的步伐，才能加速其崛起。过去认为可以与中国脱钩而独立崛起的想法，现在已经被重新审视。

这就回到了主持人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企业和出海人员在印度的数量已经大幅减少，甚至接近消失。我最近和一位印度朋友开玩笑说，在中国有超过2万印度学生，而在中国的印度留学生却只有7人。对于真正想要出海的企业来说，或者那些真正想要进入印度市场的企业，充分利用印度的人才资源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小米在印度的CEO非常了解当地市场，其核心团队也主要由印度本地人才组成。因此，进入印度市场并不一定需要依赖大量中国人才，而是要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当地的人才资源。

马一文：谢谢林院长。拉美和非洲市场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年轻的人口结构吸引着新一代的出海创业者。请问三位，结合当下最新的环境，同样人才的问题，去到当地我们怎么去更好搭建组织能力，把控一些相应的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郭存海：刚才林教授和刘院长都提到了，融入当地是关键，这与今年会议的主题“真出海还是假出海”也不谋而合。我最近在拉美进行调研真切的发现：首先，那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短期行为是不可持续的；其次，拉美市场欢迎那些能够融入当地、为当地带来实际利益的企业，比如创造就业机会。中国企业在拉丁美洲越来越倾向于采用PPP模式，与当地共同发展、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在团队和组织建设方面，我注意到有些企业的管理层已经开始本地化，这才是真正的融入。另外，拉美和非洲在文化上有所不同，拉美文化是多元混合的，以西方文化为底色，对数字技术非常关注。他们希望有超越传统的资源出售和产品出口模式，转向销售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这为中拉合作提供了新的结合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继森：我觉得在人才这一块我有特别大的体会，我们都在高校。我觉得有三化，第一个，去到非洲是要实现本地化，所以我们去的人才要实现在地化，你要去肯尼亚，要懂当地的文化，语言要通，宗教、法律各个方面，包括成本等要素。第二个，要实现的是本地员工素质的提升，非洲有很大的问题有资源和土地为什么发展慢？从发展经济学来讲是不是人的素质的原因。如果我们有做职业技术教育的，在非洲有非常大的机会。通过职业技术学校和当地的合作实现素质的升级化。第三个，中外、中非文化的融合，人才的融合，因为在你的团队既有非洲人也有中国人，怎么去管理。有一个鞋业品牌在非洲是半军事化管理，天天要唱团结就是力量，非洲人会唱这个歌，所以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非常强。在非洲做组织有一定的难度，我觉得可以参考这个企业的模式。

南美洲和加勒比商会代表兼IDIFA创始人阮美琳（苏里南）：现在有AI，有太多新的技术，也可以帮助企业在非洲解决一些用人的问题。

马一文：最后请各位结合全球市场最新的情况，给关注出海的朋友们一句话的建议或思考。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兼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陈定定：不出海还是出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郭存海：风景这边不好，那边也不太好，要谨慎，但是要大胆。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林民旺：对大企业来说国际政治是它的必修课，但是对小企业来说，国际政治可以是你的选修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继森：抓住非洲持续增长的人口红利，围绕两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解决非洲的民生问题，会为我们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

南美洲和加勒比商会代表兼IDIFA创始人阮美琳（苏里南）：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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